雾中枝

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，轮到我和韩玉值日。 那天下午下了雨，教室的窗户关着，空气很闷。 韩玉进门的时候，身上带着一股雨水和操场的味道。 他把书包往桌上一扔，坐在窗台上，摘下手套。 “今天大扫除。”沈老师站在讲台上交代，“擦玻璃，擦吊扇，拖地。许枝，你负责吊扇。” 我说：“吊扇？” “凳子叠桌子，踩上去擦。”沈老师说，“小心点。” 她说完就走了。 我搬了张课桌，又搬了张凳子，叠上去。 韩玉靠在门边，看着我。 “你要帮忙吗？”我问。 “不帮。”他说，“我从小到大没干过活。” “那你昨天还扫地。” “昨天我是心情好。” 我踩着桌子爬上去，站在凳子上。 吊扇在天花板上，离我的头顶还有一米多。我踮起脚，伸手去够。 够不着。 我又往上踮了踮。凳子晃了一下。 “喂。”韩玉在下面说。 我没理他，伸手够那片扇叶。 手指刚碰到，凳子腿滑了一下。 不是滑，是被人踢了一脚——我后来才反应过来，那是他下意识的动作，也许他只是想吓我，也许他根本没想踢，只是把脚往那边挪了一下。 但那一下，凳子翻了。 我整个人往前扑出去。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是空的。我只听见风声，听见韩玉喊了一声什么，听见自己的手腕在落地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脆的响。 那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。 像有人掰断了一根冻硬的芹菜。 “咔。” 然后是剧痛。 不是疼，是痛。像有一根烧红的铁丝，从我的手腕一路捅到肩膀。我躺在地上，喘不上气，眼前一阵一阵发黑。 韩玉跑过来。 他的脸在我上方，白的。 “许枝？” 我说不出话。 “你别动。”他说，“你别动，我……” 他伸手想扶我，又不敢碰，手悬在半空。 “我送你去医院。”他说。 我咬着牙，用另一只手撑着坐起来。 右手动不了了。手腕那里已经肿起来，肿得很高，皮下的青紫一片一片地漫开。 “车。”我说。 “什么？” “你家的车。”我说，“让你家的车送我。” 他愣了一下，转身就跑。 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市一院的急诊室里，右手打着石膏。 医生说是桡骨远端骨折，错位，要等消肿了再复位。石膏打上去的时候，我疼得浑身是汗，咬着一块纱布，眼泪一直往下掉。 韩玉站在走廊里，被韩奶奶骂得狗血淋头。 我从急诊室的门缝里看见他，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 韩奶奶骂完了，走进来，坐在我的床边。 她看着我的手，看了很久。 “疼吗？”她问。 我说：“疼。” “疼就哭出来。” 我说：“哭不出来。” 她伸手，摸了摸我的头发。 那是她第一次碰我。 “这件事，”她说，“我给你做主。” 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病房里躺着。 窗外是黑的，走廊里有人走过，推车的轮子咕噜咕噜响。 我忽然很想听一个人的声音。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——那部手机是韩雾走之前留给我的，号码里只有三个联系人：张妈、韩奶奶、韩雾。 我看着那个名字，看了很久。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：“有什么事，给我打电话。” 我一次都没打过。 我知道他在欧洲，有时差，有生意，有他的父母，有他不得不做的事。我不想成为那件“不得不做的事”里，最麻烦的那一件。 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拨了那个号码。 拨过去，响了很久。 就在我以为没人接、准备挂掉的时候，电话通了。 “喂？” 他的声音。 我听见那个声音，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 “韩雾。”我说。 那边静了一秒。 “许枝？” “嗯。” “怎么了？” 我说：“我骨折了。”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，说得很乱，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。 他在那边一句话都没说，听我哭完。 “在哪家医院？”他问。 “市一院，骨科，三楼。” “哪个病房？” “312。” “好。”他说，“你等我。” 我说：“你怎么等？你在欧洲。” “我明天到。” 我以为我听错了。 “什么？” “我明天到。”他说，“你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，别关机。” 电话挂了。 我握着手机，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，一直看到天亮。 第二天下午三点，他来了。 我正坐在病床上发呆，病房的门被推开。 他站在门口，风尘仆仆，外套上还有雨水——伦敦的雨。他手里提着一个袋子，肩上背着包，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青黑。 “韩雾。”我说。 他走到床边，把袋子放下，看着我的手。 “疼吗？” 我说：“不疼了。” “让我看看。” 我把手伸过去。 他伸出手，指尖悬在我手腕上方，很轻地碰了一下石膏的边缘。 “还肿着。” “嗯。” “医生说要多久？” “六周。” 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。 那天下午，他一直坐在那儿。 他跟我说伦敦的天气，说那边的雨下得比苏州还多，说他父母住的公寓在泰晤士河边，每天早上能听见大本钟。 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 我问：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 “过几天。” “几天？” “看你。” 我说：“我明天就能出院。” 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 四点多，韩玉来了。 他站在病房门口，手里提着一袋水果，看见韩雾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 “哥……” 韩雾抬起头。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韩雾。 他站起来的动作很慢，很稳。他走到韩玉面前，什么都没说，抬手就是一拳。 那一拳打在韩玉的脸上。 韩玉被打得后退两步，撞在门框上，水果袋掉在地上，橘子滚了一地。 韩雾的第二拳停在半空。 他的手在抖。 我看见他的手在抖，指节绷得发白。 他盯着韩玉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，我从来没见过——那不是愤怒，是比愤怒更深的东西，像是要把自己的骨头捏碎。 三秒钟。 然后他把拳头收了回来。 “哥……”韩玉捂着脸，眼睛红了。 韩雾转身走回床边，蹲下去，一个一个把地上的橘子捡起来，放回袋子里。 “出去。”他说。 “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——” “出去。” 韩玉站着没动。 韩雾抬起头。 “韩玉，”他说，“你听着。” 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 “再有下一次，你离开这个家，而不是她。” 韩玉的脸刷地白了。 “你听见没有？” “……听见了。” “出去。” 韩玉走了。 病房里安静下来。 我坐在床上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 韩雾把那袋水果放在床头柜上，坐回椅子上，闭上眼睛，用手捏了捏鼻梁。 “对不起。”他说。 “你道什么歉？” “这件事是我的错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那儿。” 我说：“我没事。” 他睁开眼睛看我。 “你不是没事。”他说，“你右手骨折了，你拿不了弓。” 我愣住了。 那是那天我唯一一次真正想哭的时刻。 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他一句话就说中了我最不敢想的那个东西——六个月后是艺术学院的招考。我的右手，拿不了弓。 “能好。”他说。 “要是好不了呢？” “好得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认识一个大夫，在北京，专门看手。等你拆了石膏，我带你去。” 我说：“你不是说你过几天要走吗？” “我带你去完再走。” 我看着他，眼泪一直往下掉。 他伸手，用指腹把我脸上的眼泪抹掉。 那是他第一次碰我的脸。 他的手很凉，指尖有薄薄的茧——常年拉琴磨出来的茧。 “别哭。”他说。 那天晚上，他坐在医院的椅子上，守了我一夜。 我半夜里醒过来一次，看见他坐在窗边，借着走廊的灯光在看什么东西。 是一张纸。 我眯着眼睛看了很久，才看清那是一张病历。不是我的，是英文的，上面的字我看不懂，只看懂了几个词：耳、听、下降。 他发现我醒了，把纸折起来，放进兜里。 “睡吧。”他说。 我闭上眼睛。 第二天，他找到医生问了很多问题。第三天，他陪我办了出院。第四天，他带我去了北京，找了那个大夫。 大夫看了看片子，说：“复位得不错，恢复得好，三个月能拉琴。” 从北京回来，他在家待了四天。 那四天是我那一年最平静的四天。 他每天早上来敲我的门，问我手疼不疼。 他让张妈给我炖骨头汤，自己端进我房间。 他把我的琴搬到我房间，让我用左手按弦，练一些简单的把位。 “你练不了，”他说，“但你可以听。” 他放唱片给我听。 马友友的巴赫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德沃夏克。他坐在窗边，陪我一起听。 第四天晚上，他站在我房门口。 “我明天走。” 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 “生日，”他说，“你生日我回来。” 我愣住了。 我的生日是十二月底，还有二十多天。 “你回来干什么？” “陪你过生日。” 他说得很平常，像在说一件本来就该做的事。 “你奶奶……” “我不管她。” 我看着他。 他站在门口，走廊的灯从他背后照过来，把他的影子投在我房间的地板上，很长，一直伸到我的床脚。 “韩雾。”我说。 “嗯？” “你是不是又要走了？” “是。” “那你还会回来吗？” 他沉默了很久。 “会。”他说。